在平壤設個美國大使館﹐如何﹖
2006年10月26日19:15
Henry S. Rowen
聯合國對朝鮮的制裁是有效的﹐但是﹐如果中國和韓國不改變政策﹐這些制裁不會對朝鮮的核計劃產生太大影響﹐相反﹐卻有可能刺激朝鮮進行更多的核試驗。
北京在首爾的幫助下一直在設法維持朝鮮的生存。如果北京認為平壤的核計劃嚴重損害了它自己的利益﹐它是有辦法阻止平壤的。雖然北京說﹐它已告知金正日別再繼續了﹐但北京並不希望看到朝鮮陷入混亂﹐因為那樣將導致數百萬朝鮮難民越過邊境進入中國境內。同時﹐北京也不希望美國軍隊駐扎在中國邊境。美國和韓國急需就這些事與中國磋商﹐同時﹐還要討論一下如出現所謂的“核彈流失”將產生怎樣的惡果。
幾年前﹐我們中有些人認為﹐北京會阻止朝鮮核試驗﹐因為該計劃會迫使日本人設法擁有自己的核武器。中國人真的認為日本人將擁有核武器嗎﹖抑或他們並不在乎日本人做什麼﹖這個問題還是個謎。
華盛頓和北京之間既有一致的利益﹐也存在一些利益衝突﹐而一個更大的不和諧之處是﹕對朝鮮影響最大的國家是中國﹐而面臨風險最大的國家（在我們看來）是美國。中美兩國在潛在利益上存在的嚴重分歧對雙方都不是好事。
有人認為中美之間基本是一種雙贏的關係﹐在這種思路下﹐想到國會成員有可能將中國援助朝鮮視為是在支持美國的一個主要安全威脅將是一件很掃興的事。
韓國方面也是一個問題。首爾居民對有可能遭到穿越非軍事區打過來的炮彈的襲擊一直提心吊膽。首爾也不希望朝鮮發生混亂﹐而且﹐它還希望在經濟和政治領域對朝鮮實行開放。
韓國還意識到要跟中國爭奪在朝鮮的影響力。在所有這些想法支持下﹐韓國積極推進“陽光計劃”﹐不事聲張地向朝鮮提供了大量經濟援助。韓國是在支持一個能用武器毀滅自己並威脅到自己的保護人──美國的政權。更糟糕的是﹐韓國總統盧武鉉(Roh Moo Hyun)明顯認為﹐對韓國來說﹐美國比朝鮮更危險。華盛頓和首爾之間有可能出現災難性的裂痕。
事情現在正在變化。實際上﹐即使在核試驗之前﹐盧武鉉及其所在的開放國民黨在韓國已很不受民眾歡迎。據韓國日報JoongAng Ilbo在核試驗後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65%的受訪者支持韓國擁有核武器﹐並認為韓國對朝鮮大送秋波的政策已經失敗。這些觀點也許不會堅持很久﹐但如果大家一直這麼認為﹐那麼﹐對朝鮮的援助將被減少或取消﹐而支持韓國擁有核武器的力量將進一步壯大。
現在形勢已非常嚴重﹐美國和韓國有必要設法坐到一起。在朝鮮核計劃的問題上﹐我們究竟應該努力達成怎樣的目標﹖朝鮮人在核武器上已花費了30多年心血﹐擁有核武器的念頭已經滲透到他們的血液里﹐雖然他們的外在表達時有不同。金正日父子實行的與世隔絕的政策讓朝鮮陷入了極度貧窮﹐軍力也日漸衰弱﹐這一切讓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對其生存處境至關重要。
這些武器對我們意味著兩方面的威脅。一是朝鮮直接發動核攻擊──這將導致朝鮮的自我毀滅。另一個威脅更可怕﹐那就是它將製造核武器的原料出賣給其他國家。
如果北京和首爾方面不改變立場﹐擺脫朝鮮核威脅的可能性將微乎其微。我們更有可能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如果朝鮮正在建設的大型核反應堆中途停工﹐這樣將有更多的鈽可以出售。如果鈽開始進入生產﹐我們將要面對阻止其出售的艱巨任務﹐這將需要得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許多國家的幫助﹐還有可能需要訴諸軍事手段。
外交手段如何﹖這種形勢下﹐軟硬兼施的胡蘿卜加大棒子策略必不可少。1994年﹐在襲擊寧邊反應堆的強硬威脅和一系列利益許諾的雙重作用下﹐朝鮮終於同意凍結核計劃﹐致使其這項計劃推遲了將近10年（雖然最終朝鮮還是繞開協議開始了濃縮鈾的研發──這又是天性使然）。
說到當前應手的大棒子﹐除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制裁措施外﹐我們還應採取行動﹐阻止銀行為朝鮮的邪惡資金往來提供便利﹐同時努力打擊毒品和武器交易。這些手段本身便具功效﹐配合使用則更可增加外交手段的威力。
對於由安南這樣的輕量級人物來告訴它應當直接和金正日打交道﹐布什政府一定會感覺非常惱火（儘管重量級別相對大些的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也是這麼說）。雖是如此﹐這一建議還是應該予以認真考慮。參加六方會談的朝鮮鄰國不應置身事外﹐布什政府的這一立場是對的﹐但不夠全面。
這裡有兩個明確的建議。一是和平壤建立外交關係。我們應當與所有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無論這個國家是多麼邪惡﹐都應如此。我們和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建立了這種關係﹐但對金正日統治下的朝鮮卻不願這麼做。派駐平壤的美國代表團或許會受到孤立﹐但它在那裡也或能學到一些東西。在這樣一個看上去從來就是動蕩不安的國度﹐一旦國勢出現變化﹐置身其中或可得到有益的收獲。
至於一對一的談判﹐一個可行的方案是任命一位有豐富政治經驗的重量級人物充當我們的談判代表（你可以在這裡加入你認為夠得上級別的候選人的名字）。談判議程上的大多數條款已經存在有一段時間了﹐但不能愚蠢地認為沒有重大問題出現﹐或是沒有新的條款要談。這是一個尚不安定的時代﹐危險與機遇並存。期望應當有度﹐但以施換得的遊戲不應予以輕視。
當然﹐有人會說現在這麼做等於是表明﹐一旦一個國家試爆了核彈、試射了遠程導彈﹐它就能得到我們的重視。其實﹐從一開始就和所有國家打交道正是為了避免這種棘手局面的出現﹐就當前而言﹐之所以要派經驗豐富的外交家去進行斡旋﹐也正是為了避免這種尷尬。
(Henry S. Rowen是Hoover Institution高級研究員﹐斯坦福大學Shorenstein亞太研究中心榮譽退休院長﹐1989-1991年曾擔任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
2006年10月26日19:15
Henry S. Rowen
聯合國對朝鮮的制裁是有效的﹐但是﹐如果中國和韓國不改變政策﹐這些制裁不會對朝鮮的核計劃產生太大影響﹐相反﹐卻有可能刺激朝鮮進行更多的核試驗。
北京在首爾的幫助下一直在設法維持朝鮮的生存。如果北京認為平壤的核計劃嚴重損害了它自己的利益﹐它是有辦法阻止平壤的。雖然北京說﹐它已告知金正日別再繼續了﹐但北京並不希望看到朝鮮陷入混亂﹐因為那樣將導致數百萬朝鮮難民越過邊境進入中國境內。同時﹐北京也不希望美國軍隊駐扎在中國邊境。美國和韓國急需就這些事與中國磋商﹐同時﹐還要討論一下如出現所謂的“核彈流失”將產生怎樣的惡果。
幾年前﹐我們中有些人認為﹐北京會阻止朝鮮核試驗﹐因為該計劃會迫使日本人設法擁有自己的核武器。中國人真的認為日本人將擁有核武器嗎﹖抑或他們並不在乎日本人做什麼﹖這個問題還是個謎。
華盛頓和北京之間既有一致的利益﹐也存在一些利益衝突﹐而一個更大的不和諧之處是﹕對朝鮮影響最大的國家是中國﹐而面臨風險最大的國家（在我們看來）是美國。中美兩國在潛在利益上存在的嚴重分歧對雙方都不是好事。
有人認為中美之間基本是一種雙贏的關係﹐在這種思路下﹐想到國會成員有可能將中國援助朝鮮視為是在支持美國的一個主要安全威脅將是一件很掃興的事。
韓國方面也是一個問題。首爾居民對有可能遭到穿越非軍事區打過來的炮彈的襲擊一直提心吊膽。首爾也不希望朝鮮發生混亂﹐而且﹐它還希望在經濟和政治領域對朝鮮實行開放。
韓國還意識到要跟中國爭奪在朝鮮的影響力。在所有這些想法支持下﹐韓國積極推進“陽光計劃”﹐不事聲張地向朝鮮提供了大量經濟援助。韓國是在支持一個能用武器毀滅自己並威脅到自己的保護人──美國的政權。更糟糕的是﹐韓國總統盧武鉉(Roh Moo Hyun)明顯認為﹐對韓國來說﹐美國比朝鮮更危險。華盛頓和首爾之間有可能出現災難性的裂痕。
事情現在正在變化。實際上﹐即使在核試驗之前﹐盧武鉉及其所在的開放國民黨在韓國已很不受民眾歡迎。據韓國日報JoongAng Ilbo在核試驗後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65%的受訪者支持韓國擁有核武器﹐並認為韓國對朝鮮大送秋波的政策已經失敗。這些觀點也許不會堅持很久﹐但如果大家一直這麼認為﹐那麼﹐對朝鮮的援助將被減少或取消﹐而支持韓國擁有核武器的力量將進一步壯大。
現在形勢已非常嚴重﹐美國和韓國有必要設法坐到一起。在朝鮮核計劃的問題上﹐我們究竟應該努力達成怎樣的目標﹖朝鮮人在核武器上已花費了30多年心血﹐擁有核武器的念頭已經滲透到他們的血液里﹐雖然他們的外在表達時有不同。金正日父子實行的與世隔絕的政策讓朝鮮陷入了極度貧窮﹐軍力也日漸衰弱﹐這一切讓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對其生存處境至關重要。
這些武器對我們意味著兩方面的威脅。一是朝鮮直接發動核攻擊──這將導致朝鮮的自我毀滅。另一個威脅更可怕﹐那就是它將製造核武器的原料出賣給其他國家。
如果北京和首爾方面不改變立場﹐擺脫朝鮮核威脅的可能性將微乎其微。我們更有可能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如果朝鮮正在建設的大型核反應堆中途停工﹐這樣將有更多的鈽可以出售。如果鈽開始進入生產﹐我們將要面對阻止其出售的艱巨任務﹐這將需要得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許多國家的幫助﹐還有可能需要訴諸軍事手段。
外交手段如何﹖這種形勢下﹐軟硬兼施的胡蘿卜加大棒子策略必不可少。1994年﹐在襲擊寧邊反應堆的強硬威脅和一系列利益許諾的雙重作用下﹐朝鮮終於同意凍結核計劃﹐致使其這項計劃推遲了將近10年（雖然最終朝鮮還是繞開協議開始了濃縮鈾的研發──這又是天性使然）。
說到當前應手的大棒子﹐除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制裁措施外﹐我們還應採取行動﹐阻止銀行為朝鮮的邪惡資金往來提供便利﹐同時努力打擊毒品和武器交易。這些手段本身便具功效﹐配合使用則更可增加外交手段的威力。
對於由安南這樣的輕量級人物來告訴它應當直接和金正日打交道﹐布什政府一定會感覺非常惱火（儘管重量級別相對大些的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也是這麼說）。雖是如此﹐這一建議還是應該予以認真考慮。參加六方會談的朝鮮鄰國不應置身事外﹐布什政府的這一立場是對的﹐但不夠全面。
這裡有兩個明確的建議。一是和平壤建立外交關係。我們應當與所有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無論這個國家是多麼邪惡﹐都應如此。我們和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建立了這種關係﹐但對金正日統治下的朝鮮卻不願這麼做。派駐平壤的美國代表團或許會受到孤立﹐但它在那裡也或能學到一些東西。在這樣一個看上去從來就是動蕩不安的國度﹐一旦國勢出現變化﹐置身其中或可得到有益的收獲。
至於一對一的談判﹐一個可行的方案是任命一位有豐富政治經驗的重量級人物充當我們的談判代表（你可以在這裡加入你認為夠得上級別的候選人的名字）。談判議程上的大多數條款已經存在有一段時間了﹐但不能愚蠢地認為沒有重大問題出現﹐或是沒有新的條款要談。這是一個尚不安定的時代﹐危險與機遇並存。期望應當有度﹐但以施換得的遊戲不應予以輕視。
當然﹐有人會說現在這麼做等於是表明﹐一旦一個國家試爆了核彈、試射了遠程導彈﹐它就能得到我們的重視。其實﹐從一開始就和所有國家打交道正是為了避免這種棘手局面的出現﹐就當前而言﹐之所以要派經驗豐富的外交家去進行斡旋﹐也正是為了避免這種尷尬。
(Henry S. Rowen是Hoover Institution高級研究員﹐斯坦福大學Shorenstein亞太研究中心榮譽退休院長﹐1989-1991年曾擔任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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