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J】中國的真實增長：不是神話﹐不是奇跡 @ Divergence

中國的真實增長：不是神話﹐不是奇跡

Jonathan Anderson

如果你想瞭解外部世界是如何看待中國經濟的﹐最好去考察一下跨國公司的管理人士普遍在讀什麼書。最近一、兩年﹐他們的讀物中一些有關中國大陸商業環境的書很有煽動性。

這類圖書里可以列在暢銷“排行榜”前四位的是：《中國熱》(China Dream)﹐作者喬•斯塔威爾(Joe Studwell)﹔《中國通》(Mr. China)﹐作者祈立天(Tim Clissold)﹔《中國企業無限公司》(China Inc.)﹐作者費曉聞(Ted Fishman)﹔《中國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作者金奇(James Kynge）。這四本圖書都面向普通讀者﹐非常具有觀賞性﹔但它們同時也提到了中國宏觀經濟的一些重要方面﹐如中國宏觀經濟如何運轉、為何能夠運轉以及哪些是經濟增長點。

如果誰把這四本書都讀一遍﹐那他最後很可能會被搞得暈頭轉向、不知所從。斯塔威爾和祈立天兩人把中國描繪成一座建在沙灘上的房子﹐以資源錯配為代價、靠熱錢的強心針刺激起來的經濟增長一旦遇到泡沫破滅﹐這座房子將不堪一擊。

而費曉聞和金奇則向人們展示了一條橫空出世、震撼世界的東方巨龍﹐一個正使世界的方方面面發生改變的成功故事。

如何解釋這種差異？注意這4本書的寫作時間有助於人們找到答案。前兩本書談論的都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至末期的事情﹐當時中國正遭受著經濟增速急劇放緩的困擾。

企業利潤大幅下降﹐政府讓成百上千萬國有企業工人失去了工作﹐整個社會彌漫著玩世不恭的情緒。而後兩部書則著重探討了中國最近呈現出的發展趨勢﹐事實上兩本書是在經濟發展週期的波峰階段寫就的﹐此時經濟在強勁增長﹐出口經歷著巨大繁榮﹐中國社會的發展看來勢不可擋。

但這四本書卻貫穿著一個共同的主題﹐事實上這一主題也貫穿著當今幾乎所有有關中國的書籍﹐那就是：無論成敗、盛衰﹐中國都會吸引人們探究的興趣。中國的崛起是本世紀最具戲劇性的事件﹐其規模和影響都是空前的﹐中國影響世界的方式不同於任何新興市場經濟體。

但如果上述看法被證明是錯誤的會怎樣？如果中國崛起的規模、速度和重要性與其鄰國沒有什麼不同會怎樣？簡而言之﹐如果中國的崛起毫無新奇之處會怎樣？

這不是在故意抬槓﹐因為從宏觀經濟角度看﹐中國的經濟增長遠不是一些人口中的一個史無前例、足以改變世界面貌的事件﹐當然這一增長看上去也不是像一些唱衰中國的人所說的那樣特別失衡或不穩定。事實上﹐倒退回50年看﹐中國大陸目前的現象可能一點也不特別﹔經濟史家們將會把中國視為一個巨大增長鏈上相當普通的一環﹐這一增長鏈始於日本﹐成型於亞洲各“小龍”﹐其後又延伸到印度次大陸。

如果這一說法聽上去很陌生﹐那可真是不應該。我們大多數人可能已經忘記了世界幾十年前是什麼樣子了﹐那時亞洲第一波經濟增長大潮正方興未艾。許多觀察人士(如果不是大多數)在研究亞洲的經濟增長軌跡以及探究亞洲經濟的成功之道時都缺乏專業的經濟學背景。因此在我們思考中國或印度前﹐我們需要回顧一下其鄰國的發展歷程。

亞洲經濟發展簡述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世界還從未見證過類似於亞洲在20世紀後半段的經濟發展速度。1950至1980年期間﹐日本的年均實際經濟增長率接近8%﹐是其他工業化國家在此期間經濟增長速度的兩倍多。實際上﹐經通貨膨脹因素調整後﹐該國這段時間折合成美元的經濟規模每隔6到7年就會翻一番﹐以任何標準來衡量這都是相當驚人的。而這還只是亞洲經濟增長大戲的序幕。幾年之後﹐其他幾個亞洲國家和地區開始以更快的經濟發展速度齊頭並進。1960至1995年期間﹐香港經濟的年均實際增長率為7.7%﹐韓國的年均實際增長率8.1%﹐新加坡的經濟增長率為8.4%﹐台灣的經濟增長率甚至達到了8.6%。在東南亞﹐泰國和馬來西亞這些“準小龍”們的經濟增長率也不遜色多少。

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僅比工業化國家快幾個數量級﹐比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也要快許多。到上世紀80年代﹐當世界上那些更富裕的國家陷入經濟衰退時﹐亞洲經濟仍在以接近歷史最高水平的速度增長﹐人們由此不禁懷疑﹐ 難道亞洲發現了世界其他國家都忽略了的經濟增長秘笈？抑或亞洲找到了組織經濟活動的新方式？亞洲是一個奇跡嗎？

突然之間﹐“亞洲增長模式”的說法開始出現在各商學院的學術報告廳里﹐各種學術研討會上﹐但最頻繁出現的地方還是大眾傳媒﹐《日本是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和《上升的太陽》(Rising Sun)等一時間都成了熱門書籍。亞洲增長模式究竟是什麼？觀察人士們在此問題上雖然各持己見﹐但人們普遍認為﹐無論亞洲做什麼﹐都會比那些消費驅動型、信奉自由放任經濟的西方民主國家幹得好。相互盤根錯節的亞洲企業可以不必討好外部股東﹐因此反而能夠取得更好的業績。

傳統的亞洲價值觀和社會凝聚力比西方重視競爭的“個人優先”模式更能營造一個理想的社會氛圍。人們當時主要擔心的是﹐亞洲的經濟發展會持續優於其所有鄰近地區﹐長期而言世界其他地區將跟不上亞洲的發展步伐。

當然﹐那時也有對亞洲發展模式發出抨擊的人﹐而他們往往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在這些人眼裡不僅亞洲經濟的高增長不是奇跡﹐而且亞洲的發展經驗都是騙人的謊話。

他們認為﹐亞洲國家引導銀行將廉價資金填鴨似地注入到企業中﹐並且將外國競爭者拒於國門之外。亞洲貨幣的匯率被顯著壓低﹐這使亞洲國家獲得了不公平的成本優勢。亞洲國家的政府奉行重商主義﹐通過壓制進口而將由此獲得的巨大貿易盈餘用來推動國內經濟增長。這些因素或許會導致資源的大規模錯配﹐但只要美國和歐洲的消費者繼續對亞洲產品來者不拒﹐就不會出亂子。

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學者們才開始運用正式的經濟工具來分析上述現象。他們的發現使上述對亞洲發展模式的兩種不同看法都無法繼續成立﹐他們的工作還產生了現代國際經濟學一項最為知名的研究成果。

這些學者是從分析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開始的﹐這一模式在幾乎所有的大學經濟學教科書中都有提及。

從本質上說﹐只存在3種經濟增長方式。一種是依靠投入更多勞動力﹐一種是依靠投入更多資金﹐第三種是將勞動力要素和資金要素以更好的方式結合起來﹐這種方式可以使任何水平的物質投入都能取得更理想的經濟增長。最後一種方式是依靠提高勞動生產率來促進經濟增長﹐即促進總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發展。

用這一增長方式可以輕而易舉地檢驗“亞洲模式”的優劣。如果亞洲真的產生了奇跡﹐即找到了全新的經濟增長之路﹐那麼這一地區8%以上的實際經濟增長率很大一部分應來自於總要素生產力的提高。如果這一高經濟增長率是通過政府實施高度干預型的扭曲政策實現的﹐那麼總要素生產力將呈現負增長﹐要是這樣﹐那就表明亞洲實際上不是在創造價值﹐而是在不斷毀滅價值。

經濟學家長期以來一直在測算各國的增長數據﹐而在積累了30年的統計數字之後﹐他們終於有機會在整個地區檢驗所謂“亞洲增長模式”了。埃爾維恩•楊(Alwyn Young)是最早一批對亞洲四小龍經濟模式進行系統性研究的人士之一。他在九十年代初發表的一系列論文得出了兩點非常有趣的結論﹕

首先﹐該地區TFP的平均增長速度實際上非常一般。從生產力的角度來看﹐亞洲和歐、美根本沒有什麼不同﹐其TFP在年度經濟增長總量中所佔的比例在1.5個百分點左右。這一地區有些國家做的好些﹐有的差些﹐但總的結論非常清楚﹐那就是﹕亞洲並沒有發現什麼奇妙的新的增長“秘方”﹐而其生產力水平也不比發達國家差。所謂亞洲“奇跡”實際不過如此﹐而指責亞洲國家“欺騙”世人的人也是言過其實。

不過﹐如果生產力因素並非導致差異的主要因素﹐那麼該如何解釋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在增長上的差異呢﹖在這方面楊得出了他的第二個重要發現﹕亞洲經濟增長的出色表現幾乎全部可以歸結為其極高的創造資本的速度﹐它的速度是美國或歐盟國家的三倍還多。簡單說就是﹐亞洲增長快是因為投入的多。

當然﹐你完全可以想像﹐這樣一個結論一定會引起很大爭議。亞洲的快速增長並不是因為它找到了什麼新的足以震驚世界的發展道路﹐而主要是因為它大量投入資金（還有﹐讓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工廠）。對此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有句流傳很廣的總結﹐那就是該地區的成功是靠“勤奮﹐而不是天才”。

若真如此﹐那麼接下來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亞洲從哪裡找到那麼多的資金呢﹖而且各個國家都能如此一致﹖要知道亞洲畢竟是個相對多樣化的地區﹐這裡既有泱泱大國﹐也有小到僅一個城市規模的國家﹔有些國家很富﹐有些很窮。日本和韓國依靠國家主導的銀行和抑制性的金融政策將國民儲蓄引向生產性投資領域﹔台灣和香港的經濟環境要自由得多。不同國家和地區間在政治結構上更有著很大不同。然而各經濟體卻實現了基本相當的增長速度。

答案是﹐亞洲之所以有大量投資是因為它們的儲蓄率高。實際上﹐各亞洲國家除了都很關注出口市場之外﹐唯一的一個共同點就是高儲蓄率。

從相關統計資料看﹐在1965-1995年的30年間﹐美國的國內儲蓄率（相對其GDP）是18%﹐同期的投資率是17%﹔而亞洲地區這期間的儲蓄率卻高達32%﹐其投資率也因此達到31%的水平﹐幾乎是發達國家的兩倍。

最後的這一發現具有相當的說服力。不論是制度、組織形式還是具體的商業模式因素對於上面的問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儲蓄。亞洲帶給世界的啟示就是﹐如果國內的儲蓄率能達到GDP的30%甚至更高﹐那麼經濟增長想不達到8%都難。

中國並無例外

現在讓我們回到中國的問題上﹐我們繞了一個大圈子的原因很快就可以見分曉。過去25年來﹐中國大陸的年均經濟增幅超過了9.5%﹐這使其成為主要經濟體中新的世界紀錄保持者。這就讓中國顯得與眾不同嗎﹖有什麼獨特因素將中國推到增長大軍的最前列﹖抑或中國只是亞洲的又一個正在高增長的範例﹖

大多數不求甚解的研究者或許會很輕鬆地回答說﹐中國真地非常不一樣。但是﹐如果對中國經濟進行大量廣泛而認真的研究就會發現﹐他們是錯的。雖然中國的崛起看起來很讓世界震驚﹐中國的“特殊環境”也的確非常讓人興奮﹐但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中國與其在亞洲經濟領域的“前輩”基本上如出一轍。

這麼說是因為過去十年﹐分析師對中國和對其他國家採用了同樣的分析工具。即使我們將那些引人注目的增幅數字（大多數經濟學家估計他們過去幾十年的平均增幅可能在8.5%-9%之間）降一個檔次來看待﹐中國的增長對任何一位研究過亞洲前一時期經濟增長的人士來說都會非常熟悉﹕處於合理水平但相當可觀的TFP、勞動力增長對經濟的適度貢獻﹐還有就是﹐資本投入作出的巨大貢獻。研究發現﹐中國經濟之所以超過其他亞洲國家﹐唯一的一個原因是﹐中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比它的鄰國還要高。

同時﹐投資者總愛提及的所謂“中國特有因素”實際上在亞洲很平常。是中國人為壓低資本的成本嗎﹖沒什麼比這種說法更脫離實際了。低利率是亞洲普遍居高的國民儲蓄率的自然結果﹔特別是如果你能想到這些儲蓄大都存在該地區過度發展的銀行系統﹐你就更容易理解這一點了。

從新興市場以往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的實際利率或許看上去是非常低﹐但如以亞洲標準來看就不是這樣了。實際上中國的平均利率與亞洲四小龍過去幾十年的水平並無明顯差距﹐它甚至還高於日本高增長時期的利率。

是人民幣被低估了嗎﹖實際上﹐經常項目和國際收支盈餘也是高儲蓄率的又一個必然結果。亞洲國家不進口資本﹐而是輸出資本﹐這使它們的匯率即使是在最好的情況下看上去也是長期低估的。即使是中國近年不斷上升的經常項目盈餘﹐如以其相對於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來衡量也低於四小龍的歷史最高水平。任何對八十年代的國際經濟有所瞭解的人都會知道﹐目前國際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的嚴重關注與當年日圓、韓圓和新台幣的情形是何等驚人地相似。

中國的計劃經濟是否產生了作用﹖這的確是中國與亞洲其他地區的重大區別之一。中國以國有企業為主導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確迫使大量資本被投入低效率的生產活動﹐這些活動帶來了高增長﹐但並未給社會帶來切實的好處。

但有關數字可以否定上述猜測。幾乎所有的研究都表明﹐TFP對中國總體經濟增長的貢獻一直略高於亞洲平均水平﹐也就是說﹐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實際上要高於鄰國。

在某種程度上﹐這反映了中國私營領域的迅速增長﹔15年前﹐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總量中佔三分之二以上的比例﹐但今天已降至三分之一。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說明中國政府在遵循某些核心的市場原則方面作出了讓人吃驚的努力。

日本和韓國長期以來一直將社會凝聚力置於經濟合理化原則之上（比如九十年代經濟泡沫破滅後日本出現的“僵屍公司”）﹐但中國不是這樣﹐中國九十年代末也出現了經濟急劇下滑的局面﹐但中國的做法是立刻關掉數萬家破產企業﹐有接近3,000萬國有企業職工因此下崗。日本和韓國在發展過程中均大力反對外國企業過度參與其國內競爭﹐這也跟中國不同。中國僅過去一年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就超過了日本過去十年的總量。

這怎麼可能呢﹖要知道中國企業可是一向背著賺不到錢的壞名聲。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這才是真正的“神話”﹐實際上﹐在正常的商業循環中﹐中國企業是有盈利的﹐而且還相當不少。實際情況是﹐中國的資本回報率相對較低﹐但在高儲蓄率的亞洲經濟體中﹐這也是一個稀鬆平常的問題。

如果研究一下過去10-20年亞洲企業的股權回報率或投資回報率數據﹐你會發現﹐表現最好的企業都在印度和印尼等低儲蓄率的國家﹐而日本和四小龍的回報率都比較低。

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儲蓄高意味著利率及資本成本低﹐因此會推高投資率、拉低回報率。如果我們將中國與其鄰國做一比較就會發現﹐其平均回報率與亞洲其他高增長國家基本相當。

規模效應

但這是否完全沒有抓住重點呢？畢竟﹐中國最讓人吃驚的事實不是其增長潛力﹐而是其規模：有著13億人口的中國大陸是否將比以前亞洲增長的領頭羊對世界經濟產生更大的影響？答案是﹐當然中國經濟規模不斷增長﹐但世界其它地區也是如此。即便按絕對值計算﹐我們也會發現中國大陸的異軍突起對發達國家的影響並不比幾十年前它的鄰國更大。

請看一組數據：中國佔全球GDP的比例將從2000年時的4%增加到2025年時的11%。這的確不同凡響﹐不過同亞洲地區的歷史表現對比一下吧：1965年﹐日本、亞洲四小龍和東盟(Asean)總共佔全球GDP的4%﹐20年後的1985年﹐它們所佔的比例已經增加到13%﹐而在1990年則超過了16%。

在貿易方面﹐預計中國到2025年在全球貿易中的比例將從4%增加到12%﹐這同其亞洲鄰國從1960年的6%增加到1990年的15%這一歷史表現也沒有很大不同。

競爭力方面呢？中國是否比亞洲其他經濟體更快地轉向高附加值產業鏈呢？韓國和台灣用了10年時間佔據了全球輕工業的市場﹐又用了10年發展了電子工業﹐用第三個10年從低端出口轉向了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國的情況如何呢？完全同這個時間表一致。中國大陸在1990年至2000年用了10年時間搶佔了低端市場﹐在過去5年里則在迅速擴大電子產品市場的佔有率。

結果就是﹐中國的增長勢頭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無論如何也談不上是史無前例。相反﹐無論是GDP、貿易還是工業化程度﹐中國大陸都是沿著其它亞洲經濟體以前的道路前進﹐最多達到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速度。顯然世界面臨中國崛起的挑戰﹐但這種挑戰以前就曾面對過。

印度──躲在暗處的猛龍

中國並不是最後一個。如果中國大陸的經濟只是亞洲成功故事中的最新一個﹐那應該還有更多國家正在成功的過程中。從上述宏觀經濟因素考慮﹐很難回避印度很快也將成為其中之一的這個結論。

這對曾去過印度的人來說可能過於樂觀了﹐印度的經濟似乎同中國恰恰相反：高度政治化、充斥著職能不健全的官僚機構、各領域高度監管和過於零散。基礎設施非常落後。經濟指標也難以讓人看好：預算長期的巨額赤字、國際收支還很脆弱、資本成本大大高於東亞地區。從這個角度看﹐印度IT服務業的繁榮似乎只是沙漠中的一片綠洲。印度在製造業從未實現大幅增長﹐獲得的海外直接投資也不到中國的十分之一。

但關注一下宏觀基本面。正如我們在上面看到的﹐真正有意義的是儲蓄﹐更多的儲蓄。印度在這方面怎麼樣呢？20年前﹐國內總儲蓄率遠低於GDP的20%﹐同拉丁美洲的模式接近﹐落後於亞洲四小龍。而印度的實際GDP年增幅也徘徊在4.5%左右。不過﹐過去10年里印度的儲蓄率已經升至接近GDP的30%﹐這一趨勢還保持強勁的上升勢頭。實際經濟增長率也突然提高到7%﹐甚至更高﹐同東亞國家也不再有明顯的不同。

存款會流向哪裡呢？最終會進入外向型製造業。同中國不同﹐印度的人口仍在快速增長﹐另一點同中國不同的是﹐印度一直面臨難以提高農業收成和生產率的情況﹐它沒有象中國那樣平均分配土地。這使它必須在農業之外的領域快速提高就業率﹐儘管印度服務業取得了值得慶賀的成功﹐但服務業還不足以產生幾億份新工作。看看中國和亞洲的經驗﹐勞動力密集型的外向型製造業始終是存款的主要目的地和新收入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這對印度而言很難說是合理的預期。但記得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崛起時﹐它的情況遠比今天的印度糟糕。大多數非農領域的就業機會都是在國有企業﹐勞動力的限制非常嚴格。幾乎沒有真正的私有企業﹐私有資本業不受法律保護。海外直接投資的流入每年僅有20億美元﹐大大低於目前的印度。從理論上講﹐經濟幾乎是完全封閉的﹐政府對市場化改革興趣不大。

而且﹐當中國的外向型經濟開始發展時﹐它並不是由中央政策決定帶動的﹐也不是因為政府放寬了對經濟的控制或限制﹐範圍也沒有波及全國﹐這種情況只出現在一個省份﹐那就是廣東。為了利用廉價勞動力﹐香港製造商逐步開始在廣東開設工廠。為了創造就業機會﹐當地政府置官方限制於不顧﹐推出了鼓勵措施。由於這些行業勞動力密集的特性﹐最初的投資金額相對較低。

直到5年後﹐其它省份才開始學習廣東的成功經驗﹐中央政府也注意到這點﹐並採取了更根本的經濟自由化舉措﹐允許海外直接投資更自由地進入中國﹐在全國發展外向型製造業。

從這個角度來說﹐最有趣的事情在於﹐印度現在同90年代初的中國非常相像﹐出口佔GDP的比例約為15%﹐並在快速增加。印度應吸取的教訓很簡單：中國不是職能不健全的國家。印度較高的儲蓄率已經為此做好了準備。

不見得需要採取革命性的措施才能推動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有時只要做出一點點推動即可。

隨著中國大陸非技術工人工資的上漲已開始給低端外向型行業帶來壓力﹐這可能成為促進印度出口業發展的動力。由於中國成本的上升﹐印度可能變得更具吸引力。因此應該關注印度今後5年的出口行業﹐這可能是最終推動該國成為猛龍的催化劑。

（編者按：Jonathan Anderson為瑞銀(UBS)亞洲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