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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苦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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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無力的信仰 也不只是情感的原鄉 從一場關於全球化與農業的爭辯談起
■苦勞評論2005/05/19
在關懷楊儒門案學界聯盟等單位五月十四號「從520農運到白米客─看台灣農村經濟、土地和人文」座談會中，與會學者台北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黃樹仁針對全球化的一席發言，引起了與會者的激辯，雖然黃樹仁強調，自己並非為全球化辯護，但一席「台灣農業需要的是社會福利，而非產業政策」的發言，在以討論農業未來問題的座談脈絡中，的確引發不小的震撼。
在黃樹仁的論述裡，他提出台灣農村因為耕地面積小，使得一戶生產不足以供應生活所需，而必須依賴流入工業部門人力的生產貼補的論點，的確是一個事實，同場與會的台大農推系助理教授王俊豪也提到，台灣平均家戶耕地面積不足一公頃，在德國，一公頃的地，只能稱得上是一個「花園」，要提供一家生活所需，至少需要四公頃的土地，而這種「小農」的現象，不僅僅在台灣，也是東亞地區的普遍現象，所有權的零細化，也的確形成東亞農業經濟體系的重要景觀。
此外，黃樹仁也認為，在這種狀況下，工業發展的受挫、失業率提升，造成工業部門的剩餘向農村流入減少，是造成這一波農村中危機感上升的重要原因，也頗具洞見，過去台灣從土地改革、提高農業生產單位面積產量，創造出發展工業的經濟與人力的基礎，今天工業部門產生足夠的剩餘，回流到農村，使農村不致完全瓦解，本亦為一合理現象，但是黃樹仁的「社會福利論」似乎將農業當作一個完全不具前景的「拖油瓶」，進而主張繼續縮減農業規模，則與80年代以降，特別是進入 WTO之後，許多農民期待農地開放、自我身分解消的現象，有著相同的結構。
此一觀點，配合黃樹仁強調其「社會科學家」的客觀分析，頗具現實的說服力。「全球化」真的只是一個趨勢而已嗎？就像地球會自轉、太陽會下山那般地自然？或者它仍是基於某種特定的利益結構、在某種力量的推動下的一個行為？我們從工業化的歷史來看，或可略窺其端倪。
台灣的工業化起於上個世紀的60年代，剛好時值美國戰後大繁榮，因為工業發展帶來缺乏廉價勞動力與土地污染超過本土負擔能力的時候，資本家意圖尋找新的生產基地，美國政府為維繫其全球霸權地位，在東亞地區構築花彩列島的圍堵圈，兩相結合之下，政治、軍事與經濟多重條件交錯，台灣成為美國資本的加工、代工生產基地。台灣的土地改革、農業技術改進，是在以美援為基礎的組織（如農復會）的發動下進行「以農養工」的改造工程，工業部門逐漸壯大，開始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邁向全球化，這不折不扣是一個人為造作的、有選擇性「行為」，而絕非一個「趨勢」。
其次，黃樹仁看到了工業部門外移造成的危機，也連帶得使農村受害，這完全沒錯，這種現象同時也指出了台灣工業發展的淺根性這一個事實，加工代工為基礎的工業，起因於特定的歷史時空，與經濟脈絡，也將消失於另外一個歷史時空，與經濟脈絡，這個現象，恰恰就是全球化下的工業現實，若用黃樹仁論證「農業不值得救」同樣邏輯，來論證「工業值不值得救」的時候，恐怕會得到類似的答案，最後的答案，可能是「台灣沒救了」，因此，從現象面來說，「全球化」本非一個單純的「趨勢」，就應然面說，也不可將其視為不可超越的無形力量，否則一切的問題都將無解。
工業部門會隨著全球化的力量而移動，那麼農業部門呢？資本主義下農業輸出國家，利用大片的農地、進行規模種植、產生的「農工業」正是這一波侵蝕所有傳統農業基礎農業全球化下的最大推動力，小農經濟難以面對大規模農工業的競爭，的確是一個事實，但是正也由於這一個事實，突顯出小農並不會隨全球化挪移的現象，它不像台灣工業基礎那樣的淺根，這也正表現出，在全球化的不穩定基礎下，農業反而成為一個經濟安全的槓桿，它的產值小沒有錯，但卻很可能是最後會剩下來的東西；黃樹仁說，沒有工業的基礎，我們沒有今天的經濟繁榮，這沒有錯，沒有工業發達，今天的台灣還會停留在40年前，但是，問題是，沒有了農業，一旦工業守不住，我們可能連40年前都回不去了。
小農經濟在最低限度上，也回應了因資本集中、競爭而產生的無限擴張的現象，過去為扶持工業，要求台灣農業必須挾泰山而超北海地超限利用地力，今天不可能、也不再需要了，在工業部門開始外移，但卻還不至於崩潰，污染性的工業減少、有機會恢復土地的生機的時候，為什麼不說這是一個農業發展的契機，而要持農村發展無望這樣的想法，否定一切的可能性呢？只因為中間夾著一個「全球化」，夾著那些似乎無法超越的WTO規範？這種自我設限的困境，可以用一個社會科學家對事實的描述帶過？對於全球化的無力信仰，不是一種意識形態，又是什麼？
顏蘭權、莊益增紀錄台南後壁「末代稻農」的紀錄片「無米樂」即將在北中南各地院線上映，讓整個社會看到越來越少、也越來越老的農民，感動感傷之餘，我們似乎也該看到，對農業、農村與農民的扶持，是一個對文化的堅守、對過去歲月的回饋，也同時是對於我們未來的主張，它不僅僅是一個情感世界的歸屬問題，更是經濟安全與生身立命的問題，或許我們真的要拿「社會福利」的方法，來挽救農業、農村與農民（它可能違反WTO 規範），而當我們更進一步要讓農業、農村與農民在保謢下，自己站起來（它更可能違反WTO規範），最後要讓農業作我們的後盾，扶持我們在全球化巨浪下，有一個退守的後方（它完完全全違反WTO規範）。
也唯有當我們將全球化、將WTO視為一個立於我們眼前的敵人，與之進行生存鬥爭之後，我們回顧「無米樂」，我們再看到崑濱伯、崑濱嬸、煌明伯、文林伯，我們不再稱他們為「末代稻農」，而稱他們是我們面對全球化，以農立國、與農共生的「第一代稻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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