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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到白米客座談 對全球化觀點引發爭議
■苦勞報導2005/05/16
台灣加入WTO之後，進一步開放外國農產品進口，對於本土的農業造成直接的衝擊，去年，面對家鄉稻農生活的困窘，二林子弟楊儒門以白米炸彈，表達抗議，喧騰一時；而在17年前，1988年，同樣起因於進口農產品的開放，爆發激烈的520農民街頭抗議，同時，在520這一個饒富意義日子裡，莊益增、顏蘭權以台南稻農為主題的紀錄片「無米樂」也將在院線播放，關懷楊儒門學界聯盟等團體特別在5月14日，於台北紫藤廬，舉行了一場「從520農運到白米客─看台灣農村經濟、土地和人文」座談會。
【無米樂希望還給農民尊嚴跟驕傲】
座談會前，主辦單位特別請到了莊益增，播放「無米樂」，在觀賞完影片之後，莊益增首先以農民與推銷員的身分，呼籲大家把無米樂映演的訊息廣為流傳，莊益增希望透過這部片子，讓對中南部農民有偏見的都市人有所了解，並希望讓這些沒有聲音的人，可以跟「京城」的知識分子對話；莊益增回憶到，當年他從台大哲學系畢業，當完兵後，回家種田，卻被父親以沒有出息為由趕出來，他說，自己身份證上的職業寫的還是幫農，現在對農民來說，可以說是個叛徒，但他仍懷抱著做唯一個農人的階級意識，他希望透過「無米樂」這部片子，還給農民很簡單的尊嚴跟驕傲。
莊益增引用黃春明的話說：「農業不能被當作一種產業來對待」，農業應該是產業成長的教育，農業的消失，是文明的危機，對農村的保護，是對這個脆弱社會的回應。
隨後，座談會進行與會教授的發言，由於台北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黃樹仁對農、工業發展與全球化問題的看法，引發與會者與觀眾的辯論。
【黃樹仁發言引起爭論】
黃樹仁認為造成台灣農家無力生存的重要原因是由於農業耕地的面積狹小，造成除極少數作物外，農家所有的農地，無力創造足夠的產量，以供農家所需，他認為，台灣大部分農村的機會已經不再，對農民來說，需要的不是產業政策，而是社會福利措施。
他並對大家「反全球化」的觀點表示懷疑，他問道，沒有工業化、沒有WTO會發生什麼事？他說，台灣很幸運地找到工業外銷的機會，使得農村中無力維生年輕人出外找到工作，也由於這些工作，創造出今天的經濟基礎，讓我們可以在咖啡館裡討論全球化的問題，但是，沒有全球化，就沒有今天的工業成長；他說，農業因為生物特質的關係，沒有辦法無限增加，事實上，農業並沒有衰退，只是追不上工業的發展，難道我們該哀傷工業成長太過迅速嗎？
他說，目前台灣農家90%的收入，是來自非農業的收入，在全球化過程中，科技帶來的改良，提高收入、產量、醫學發達也改善了人類的健康、延長壽命，但是因為工業發展得快於農業，我們才會覺得農村窮，而農村藉著農業外的收入，得以享受現代的生活，農家需要的是從富裕的工業部門裡分潤剩餘，而現在是因為工業衰退，就業機會消失，也影響到農村的經濟狀況。他認為過去三十年來，農村沒有剝削問題，只有保護得夠不夠的問題。
這個觀點引起了在場與談人與聽眾的強烈反應，台大社會所副教授吳嘉苓指出，在工業發達的歐洲國家，如丹麥，仍維持大量的農業產值，她質疑，黃樹仁不斷強調以「社會科學家的觀點」看到工業和農業的消長究竟是事實還是意識形態；苦勞網成員、現任職於經濟日報的陳慧敏認為，黃樹仁以農業產值低，就認為農業不具競爭力，那麼試問現在台灣的大學老師有多少？創造出的GDP又是多少？是不是我們就不需要培育自己的大學，引進外國大學就可以了？今天我們還沒有檢討工業全球化的後果，讓工作機會一去不回、讓土地造成嚴重的污染之前，為什麼要這樣地去擁抱全球化？清大歷史所教授傅大為也對黃樹仁所謂的「科學」提出質疑，他認為18世紀工業革命剛開始的時候，對人類的壽命產生了相當大的損害，所謂人類壽命延長，是十九世紀後期才發生的事情，死亡率的降低，是公共衛生的發達，而非醫學研究。他更進一步認為，歐洲的這些所謂進步，其實是以南方國家的發展作為代價。
【從農業的出路到社會運動】
台大農推系助理教授王俊豪說，WTO在現在已經是一個進化成型的巨獸，整個台灣都瀰漫著一種去農去鄉的風潮，這種風潮，不僅僅在農村的退化，而且也表現在學術界，農業也成為一個萎縮的部門。農業的發展，是整個社會與生命、土地、自然的關係，農業是社會的共同資產，我們必須讓農民有能力自己管理土地，才能吃得更健康，王俊豪認為，農業在生產的功能之外，朝向精品、休閒、知識教育等方向發展，也都是可以思考的方向；同樣在耕地狹小的小農國家，對於貿易自由化，也都各自設法提出因應之道，日本甚至發動百萬人歸農運動，未來仍有許多不同的可能性。台灣的問題在於不知WTO的實質是什麼，今年七月，WTO的七月套案進來之後，所有農業的壁壘都將進一步撤守，必須積極思考因應之道。
清大中文系教授楊儒賓則引證多位先哲對於土地的觀點，指出漢文化於土地的密切關係，「只有農民的生活，才是在生活中生活」，他認為漢文化中天人相應、物我一體的和平文化，與農業的文化有密切關係。他也呼籲大家繼續投入聲援楊儒門的行動。
在社會運動的意義上，傅大為從1988年的520農民運動談起，他說，現在被大家認為是台灣最高權力中心就職日的520，17年前是社運的重要一日，在當時的政治社會氣氛下，清華大學徐正光教授等發起「我們對520事件的呼籲」連署簽名運動，接著知識份子投身於被訴農民的司法官司、積極尋找證據，駁斥當局對參與農民的指控，甚至幾位教授聯手到雲林二崙鄉下的墓地裡撿石頭，來證明農民不可能如當局所指控的那樣，一個晚上一個人可以檢起一公噸的石頭、預先裝在卡車裡。520農運，教授們的投入與參與，開啟了知識份子參與社會運動的思考；他也回應從520到楊儒門，將抗議的張力，推向法律與道德的邊緣，是在媒體的封鎖狀態下，不得不然的反抗，只有推到邊緣處，才能產生足夠的張力，引起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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