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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的悲劇與不朽--閱讀切.格瓦拉 ◎王丹
中華民國94年3月2日星期三

對切.格瓦拉產生興趣是在二○○○年,那年的四月,由中國一批「新左派」知識分子張廣天、黃紀蘇等主創的史詩劇《切‧格瓦拉》在北京上演,在知識界引起轟動。圍繞該劇表現出的對中國社會與政治的折射意義,自由主義與「新左派」兩造展開激烈論戰。二○○一年三月十九日出刊的《新聞周刊》曾經評論說:「這齣戲直指腐敗、貧富不均等社會現實,提出了一個古老的命題:革命。語言極具鼓動,諷刺功能。一些觀眾因此而癡迷,另一些人幾乎憤然離席。」我自己在中國的很多朋友也都捲進這場論戰,因此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所以,對切‧格瓦拉的了解,從一開始就是與「拉丁美洲革命英雄」聯繫在一起的。他那句名言:「我想,革命是不朽的。」幾乎已經成了他自身的符號。多年來,格瓦拉的形象遍及全球,也無不是與游擊隊、暴力、革命和左派等字樣連結在一起。當時我就想過,如果僅僅是一個政治意義上的符號,格瓦拉怎麼可能成為這樣具有象徵意義的人物?他的巨大的魅力,一定有一些是超越枯燥的政治範疇的。否則,他的傳奇經歷散發出的神祕色彩從何而來呢?

 一九五一年格瓦拉與好友阿爾貝托漫遊拉丁美洲,八個月內走了五個國家:智利、玻利維亞、秘魯、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CHE—— 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實際上就是這次旅行的紀錄。在這本旅行手記中,我們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格瓦拉,一個浪漫、多情、具備文學素養和人道主義情懷的格瓦拉,一個與革命者應當有的那種冷酷、堅毅、一絲不苟的形象有出入的格瓦拉,一個頗具幽默感的格瓦拉。他記錄下了沿途的風土人情和如畫的風景,也記錄下了第一次接觸底層社會後內心的感受。這時的格瓦拉還沒有準備好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是革命者的氣質已經開始顯露。而最令我回味的,就是這種早期革命者的氣質。

  從手記反映出的青年時期的格瓦拉的氣質,聯繫到以後他的革命歷程,以及最後悲壯的犧牲。在他的身上,在閱讀手記的時候,我所看到是濃厚深沉的悲劇色彩。

  作為一個革命者的格瓦拉,他的悲劇性表現在四重衝突上:
一是革命與夢想的衝突。格瓦拉是一個夢想家,他說:「我是個夢想家,嚮往無拘無束的生活。」夢想也是一個革命者基本的素質,因為沒有對烏托邦的夢想,就不會有革命的動力。問題在於,夢想破滅之後,接下來的是什麼?革命是與夢想聯繫在一起的,但是革命的困境也就在這裡。對於革命者來說,夢想破滅是一種宿命,多少年輕的生命都曾經經歷過夢想破滅之後的幻滅。中國的所謂「老三」知識青年,當年帶著滿腔的熱情與忠貞追隨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當他們的利用價值所剩無幾,於是被下放到農村之後,他們才逐漸意識到夢想與現實的距離,那種沉重的幻滅是刻骨銘心的。當格瓦拉的夢想面對資本主義席捲全球,勢不可當,而他的遊擊戰爭並不能解決世界上的不公正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格瓦拉,難道不是一個悲劇人物嗎?

二是革命與政治的衝突。革命,基本上是一種理念支撐的浪漫主義衝動,一種以情緒為出發點的社會運動。但是政治需要的是計算,是妥協,是失信,是殘酷,是功利主義。這根本上就是兩種不同調性的行為。但是,革命又是與政治無法分割的;而且,革命的結局往往就是政治。政治的運作結果,就是對革命的吞噬。也就是說,革命生下了政治,政治則反噬了革命。這不也是一種悲劇嗎?格瓦拉與卡斯楚並肩戰鬥,取得了古巴革命的成功,並且擔任了國家銀行行長。但是天生就是革命者的他,最終無法接受不再革命的命運。他於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給卡斯楚留下一封告別信之後,悄悄離開古巴,重新開始游擊戰士的生涯。他出任銀行行長的時候卻想廢除貨幣,想用強迫「義務」勞動的方式發展經濟,這種政策被他的戰友們糾正,這也是他離開古巴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後,在處境最艱難的時刻,格瓦拉在玻利維亞試圖發動農民參加他的游擊隊伍,卻遭到農民的拒絕。他可以說是在完全孤立的狀態下被抓到和犧牲的。他離開了政治,重新回歸革命,但是面對的是失敗和死亡。

三是革命與浪漫的衝突。格瓦拉是一個天性浪漫的人,在手記中他這樣描寫看到的海洋:「一輪滿月把千萬道銀光灑落在波浪之上……大海是一個胸腹之交,它會傾聽我訴說的一切,而不會洩漏一字一句;在我有需要時,它也會向我提出忠告。」這樣的文字,反映出的是一個敏感,多情,甚至有一些孤獨自閉的文學青年的內心世界。這樣的浪漫,與革命所面對,所必須承擔的艱苦與絕望怎麼可能相容呢?作為一個革命者,只有泯滅掉一些內心的本性,完成作為孤獨的個人向集體中的成員的轉換,才可能適應革命的生活與環境。這種泯滅,不也是一種悲劇嗎?

四是革命與人道主義的衝突。在《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作為一個初入社會的青年,一個醫學系大學生的心中,那種質樸的、鮮活的人道主義情懷。在照料了一位患有氣喘病的老夫人之後,格瓦拉寫道:「在這些沒有明天的人身上,我們可以具體而微地窺見了全世界無產者所經受的深重苦難。」在巴西導演Walter Salles執導的電影中,對格瓦拉的人道主義情懷也給予了最充分的挖掘和展示。問題在於,革命往往是與人道主義相衝突的。雨果在《九三年》裡曾經描寫過這樣的衝突:當革命者與自己的親叔叔對峙的時候,親情和正義,到底選擇哪一個?雨果的回答是:「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是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但是,對於那些無法像雨果一樣看待革命與人道主義的衝突的革命者來說,這種衝突就會是悲劇的開始。而格瓦拉的游擊生涯,實際上也面對這種悲劇的痛苦。

  顯然,在《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還沒有進入革命狀態的革命者格瓦拉。如果僅僅看這本手記,我們感受不到任何悲劇意義,但是我們畢竟已經成了歷史的閱讀者,這一份閱讀之後的心情,就只能用一份沉重來表達了。
不管怎麼說,我對格瓦拉還是充滿景仰的,因為儘管背負了濃厚的悲劇色彩,他畢竟還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雖然這「真正」二字成了他的悲劇的根源。也許,格瓦拉是這個時代最後的革命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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