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ergence

新聞來源: http://chinese.wsj.com/big5/20070126/ecb110706.asp?page=

2007年01月26日11:07

參加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年會的政界和商界領袖們多年來都有一個共同的信條：全球化是件好事。

總的來說﹐這種看法仍是對的。但今年﹐他們中的許多人都開始嘀咕﹕對於普通工薪族以及失業人員來說﹐全球化是否算件好事。

達沃斯今年新出現了一種謹慎看法﹕全球化並非對所有的人都有益。工資止步不前、飯碗日益不牢﹐這一現實正在發達國家中形成一股對商品、資本的自由流動以及人員跨境流動的普遍失望之情。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公眾的這種擔憂有可能發展成一股政治阻力﹐從而激發貿易保護主義﹐至少也會導致今後更難達成內容廣泛的自由貿易協定。

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上週在接受採訪時說﹕“人們存在焦慮之情﹐因為我們遇到了一批10年或15年之前根本不存在的競爭對手。”她說﹐發達國家的政府必須規勸本國的中產階級﹐要他們勇於面對持續的變革和挑戰﹐這些人已經習慣了戰後數十年來相對穩定的經濟環境。默克爾是週三抵達達沃斯的。

從理論上說﹐較不發達國家之所以能從全球化中受益﹐是因為它們贏得了為富國生產低成本產品的工作機會。而富國之所以也能從全球化中受益﹐是因為它們不僅能買到便宜的進口產品﹐還獲得了向新興經濟體提供機器設備等較複雜產品以及金融服務的機會。

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說﹐全球化的第一撥受益者是全體大眾﹐而第二撥受益者則是那些擁有資本的人﹐僅有一把子力氣是無濟於事了。

通過威脅說要將生產業務遷移至海外﹐美國和歐洲的許多公司多年來一直能成功抑制工人的工資漲幅。羅奇說﹐過去10年中﹐美國實際勞動收入的增長率大約只有勞動生產率增幅的一半。

原因很簡單﹕隨著中國、印度以及前蘇聯陣營國家融入全球化大潮﹐北美、歐洲和日本等發達地區的企業在投資地域上有了更多選擇。這使它們在與本國工人討價還價時佔據了更有利的位置。

倫敦商學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院長勞拉•泰森(Laura Tyson)說﹐由於爭奪就業崗位的人增多了﹐工資水平因而受到了抑制。其結果是﹐美國、日本和西歐國家的國民收入中屬於企業利潤的那一塊越來越大﹐而屬於工人收入的那一塊則越來越小。因此﹐勞工的焦慮感正成為影響美國等國選舉的一個因素。

前來達沃斯出席會議的其他一些人士則認為﹐資本與勞動力的矛盾並非問題所在﹐問題真正出在科技和貿易形態的改變使高技能勞動力日益緊俏﹐市場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則日益減少。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肯•羅戈夫(Ken Rogoff)說﹐技能型工人的工資在迅速增長﹐而近幾十年來低技能工人的工資增長得非常緩慢。

許多前往達沃斯的商界人士無疑都認為﹐問題出在人們的感覺上﹐擔心國際貿易會影響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的人是在杞人憂天。

可口可樂公司的首席執行長伊斯德(E. Neville Isdell)問道﹕“我們怎樣做才能使政客們明白水漲船必高的道理﹖”他說﹐在政治領域﹐利益集團的聲音能壓過對全社會共同利益的考量。伊斯德說﹐我們必須能用一種不那麼學術性的方式來解釋全球化的益處。

他希望﹐當美國公司將部分就業崗位轉移到中國時美國政府能站出來做這件事﹐告訴人們由此導致的勞動生產率提高能夠使更多新就業崗位在美國被創造出來。伊斯德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人們對就業安全日益感到焦慮之際﹐美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的失業率卻一直保持在低水平。

許多前來達沃斯與會的人都同意﹐問題出在西方社會的工人跟不上當今社會的變革步伐上﹐當前的現實是就業機會來得快去得也快﹐工作技能很快就會過時。

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 & Co.)的副董事長威廉•麥克多諾(William McDonough)說﹐必須從學前教育起提高整個教育體系的水平。但他也承認﹐提高教育水平不能帶來立竿見影的效果﹐幫不上那些當前就倍感全球競爭壓力的人。

麥克多諾說﹐向失業工人提供更多援助是一種短期內就能見效的策略。他說﹕“我認為社會應該向那些全球化的受害者提供更多幫助。”他還說﹐這類幫助應得到政府的支持。

其他支持措施還包括北歐式的工人再培訓項目等。網上經濟顧問公司Roubini Global Economics的董事長努里爾•魯比尼(Nouriel Roubini)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為了使市場更好地發揮作用﹐我們需要加大公共領域在整個經濟中的份量。”

Marcus Wal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