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ergence

1930年，石聰金六歲，在苗栗的佃農世家家庭，與阿公眼睜睜看著亮澄澄的稻穀被地主收走，他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做「階級」；1945年，他在廣州第一次淚湧高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一邊在地下讀著馬克思；1946年，回到台灣後，他滿腔熱情的同志們一一受到白色恐怖的逮捕。至今50餘年，他懷疑自己究竟是為什麼活到現在……。

在台北電影節手冊上第一次看到簡介，我就知道這部片非看不可，我知道曾經有台灣共產黨的存在，也知道他們後來被國民黨政府整肅，台共的歷史從維基百科就可以查到，可是要聽到當時倖存者口述那個時代下的動盪，可是很難得的。

從石聰金先生的獨白開始，娓娓道出日據時代台灣佃農的辛苦，即使收成不足，所有的作物還是得上繳殖民政府，地主家的孩子衣著光鮮亮麗，自己卻連飯都吃不飽，更加不能得罪有錢人家，可是那個時候哪有什麼階級的概念？後來戰事愈烈，佃農的收成都優先被日本政府收走，造成佃農與地主間的衝突日益緊張，才慢慢奠定了日後共產黨成立的基礎。

1928年，台灣青年在第三國際指導下，於上海成立台灣共產黨，屬於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後來他們返回台灣，主要與農民運動和文化運動結合。日本政府執政時，對台共的活動較白色恐怖時期是相對溫和的，但日本政府於1931年逮捕台共成員，所以台共的運作暫時停擺。台共的第二個階段則是1945年，日本政府放棄統治後，由台灣前往延安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蔡孝乾、張志忠等人回到台灣，重組台灣共產黨。

國民黨政府撤守台灣後，因隨時面臨被對岸統一的威脅，當時美國對於兩個中國的態度不明，加上對岸的威脅，國民黨政府更是無暇顧及台共的運作。加上228事件的影響，台共的運作結合共產主義論述，更是廣受農民階級歡迎。

可當國民黨政府決心扎根台灣後，農地重劃政策嘉惠農民，台共於農民階級的拓產變面臨了第一個挫折。接著韓戰爆發，美國確立了圍堵共產黨的態勢，派駐第七艦隊協防台灣，國民黨政府終於放心，便開始專心對付國內的異議之聲，首當其衝的便是台灣共產黨。

這群左翼份子四處逃竄，藏匿於林野鄉間，最終仍逃不過被捕的命運，紀錄片結束於張志忠被逮捕槍斃，並以南美左翼詩人聶魯達的作品在影片最後為台灣左翼份子的終結寫下註腳。


我只不過是個詩人
愛著你們每一個人　　　　　　　　　　　　　
我在這深愛著的世界上漂泊流浪

因為
在我的祖國  礦工們被監禁在獄中　　　　　　　　　　　
軍人任意對法官發號施令

但是  我卻深深眷戀著  
我那寒冷的小小國家

如果必須死一千次  我只願意死在那裡
如果必須死一千次  我只願意生在那裡

依傍著野性的南美杉  沐浴著南極吹來的風
傾聽著剛剛購置的鐘的奏鳴
但願沒有人會把我思念

讓我們把愛心攤在桌子上面
一起來關心整個世界

我不希望鮮血再來浸泡麵包 赤豆 音樂

我只願
礦工 女孩 律師 水手 生產玩具的廠商
全都跟我走
咱們先去看電影
然後再痛飲暈紅最紅的葡萄酒

我不是為解決問題而來的

我來到這裡只是為了歌唱
而且還要讓你跟我一起引吭


總地來說，我覺得這部片非常好看，這部紀錄片的結構，大致上是以石聰金先生的口述穿插模擬當時脈絡的倣真劇情，不時穿插韓波及聶魯達的詩及藍博洲先生的訪談，石聰金先生在片中數度落淚，一是想到當時的苦，二來是因為他的同伴都在白色恐怖的那幾年一一喪生。在映後訪談上，石先生親臨現場，他說：「這五十年來我都活在痛苦之中，好幾次都想著：『為什麼我到現在還活著？』。」

基本上他在台上的發言讓我十分訝異，八十幾歲的老先生無數次話不成聲，因為《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台灣左翼紀事》的前半場放映的是街頭性工作者的紀錄片，石先生甚至為此激動落淚，要台下的「知識份子」站出來，為那些在台灣社會中的下層階級、弱勢團體發聲，我十分感佩他的精神，在觀影過程中也好幾次紅了眼眶，但也更感受到台灣對於社會主義知識的欠缺。

影片前段有一小段獨白，說的是台灣左翼的倏然斷絕，為台灣社會留下了不少至今無解的難題。或許台灣的社會主義就在白色恐怖的那段歲月終結了，所以現在的台灣社會幾乎沒有左派聲音，畢竟現在的台灣左派思想的發展才剛重新開始。導演王育麟先生雖然拍攝了一部以台灣共產黨為題的紀錄片，但連他本人都強調他並不是很瞭解社會主義思想，不要說導演了，從石聰金先生的話中，我覺得他也是如此。

搞社會運動的對於理論的瞭解不能沒有，馬克思思想不同於馬克思主義，不完全等同於社會主義，更別說是官方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思想在這一百年的流變，早就已經由不同派別的馬克思主義者大幅度修正，現在所謂的馬派或左派不過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較為偏左的聲音，我相信大部分的馬派思想家都已放棄了「共產主義社會」這個理想了。

不是因為它不好，而是因為不可行。以當時的時空背景來看，馬克思期待的無產階級革命建立於工業社會的基礎，寄託於工人身上，而不是農民。為什麼？因為只有工業社會才有足夠的生產力去支撐共產社會的運作，至今曾經有過的共產政權都失敗了，這些國家大多尚未進入工業革命，支撐著的是廣大的農民階級，所以即使革命成功，這些人也只能過著苦日子。我不想討論無產階級革命為什麼會失敗，這部份在西方世界的論述已經多到看不完，而且現在與馬克思當時的時代氛圍也已經大相逕庭。

重點在於，這些現在存在著的、較為成功的社會主義國家，像是北歐國家、德國、法國在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社會，他們只是較為偏左罷了。

部份西方國家的左派份子不斷修正、茁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競爭下，把國家引領到一個較為關心弱勢、努力縮短貧富差距的社會，但是台灣的左翼竟然還天真地想進入共產社會嗎？

我記得大四那一年，一個有名的馬派社會學者Michael Burowoy到台大進行一系列演講，其中一場有一位工運人士發問，他的問題是「要如何實現共產社會的理想？」，他一問台下的人都笑了，包括Michael Burowoy，因為這個問題對大多數人來說實在太天真，甚至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了。

考研究所的時候認識了一個朋友，他曾經跟社運團體走得很近，我問他：「為什麼想考研究所。」，他說：「跟這些自稱為左派的社運團體相處，真的很讓人受不了。」他覺得這些人連馬克思在講什麼都搞不清楚，就在那邊自稱左派，搞一些不切實際的東西，像人民公社一樣，他對社運的看法是悲觀的，覺得這些人搞不出什麼名堂，甚至社會運動不切實際，已經是台灣的「夕陽產業」。

當時我不認同，我覺得每個社會都需要有這樣的行動、這樣的團體，因為弱勢者總是缺乏發聲的工具和能力，如果沒有社會運動或社運團體，這樣的聲音永遠傳不出來，政府更不會為他們調整，改善他們的困境。


但是現在儘管我仍不認同，我卻覺得我慢慢能理解那位朋友的想法了。




後記：

來講一點跟影片有關的事情好了，可能有人好奇為什麼當初一群人被抓，石聰金先生卻能逃過一劫？

在映後會談結束後，我有私下問導演這個問題，他說是因為石聰金先生沒有正式加入台共，以當時的情況，只要是黨員一定會被槍斃，原本石聰金先生已經確定要入黨，就只差簽名了，但當時黨內派系鬥爭，因為石先生當時年輕氣盛、個性衝動，有人不希望他入黨，加上當時的政治局勢是中共隨時會打過來，統一台灣後原來這些從中共派過來的台共人士就可奪權，所以加入共產黨雖然危險，但並不是一個必死之路，就有人諷刺石先生，暗指他是為了自身利益才加入，石先生氣得把入黨申請撕掉，最後一直沒有入黨，因此倖免於難。

被國民黨政府抓到之後，他們把石聰金先生列為「親近人士」，罪不致死，並希望能利用他來捕捉另一個異議份子。但石聰金先生死都不肯，就這樣在政府監視下過了十年，那人始終沒有下落，加上解嚴後兩岸局勢緩和，政府認為沒必要繼續扣著他，因此就跟他說：「我們不為難你了，就當作你已經自首結案。」還著實氣了石先生好一陣子，畢竟他當時是寧死不屈的阿。 XD

石先生還有另一個讓我欣賞的地方，在映後座談上，石先生在講共產主義理想的時候，有一位女士提問，講到一些關於省籍情節的東西，可石先生的回答大致是「擁抱社會主義理想與省籍無關，也存在著許多非本省籍的有志之士。」雖然這應該也是事實，但當時我真想為他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