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1117

刘鉴强
2007年6月22日

刘鉴强指出,世界环境日的一系列事件暴露出中国环境管理的危机。要想将这项工作做 好,环保部门需要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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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环境问题的核心,不是哪个项目会不会产生污染,而是各种利益团体之间的力量对比。"

在中国,环保局恐怕是最难干的差事。他们要处理的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他们的权力,却与这一重任毫不相称。就像一个小矮人,却要扛起一座大山。

这一点,被北京所刚刚发生的一幕完美地体现。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这本应该是政府环保部门最扬眉吐气的一天,自己的节日嘛,可就在这一天,国家环保总局被1000北京市民包围。这些来自北京六里屯的老老少少,穿着统一的白色T恤,上写着“反对在六里屯建垃圾焚烧厂”,围住了环保总局大门。

北京市海淀区的六里屯有一个巨大的垃圾填埋场,这些居民说,这个垃圾场自建成后向周边大气中释放各种毒气,并严重污染地下水源,违法排放垃圾渗漏液,对周边十几万群众的生命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目前患有肺癌、肺气肿、哮喘、支气管炎、咽炎等症状的病人与日俱增。自2000年以来,附近一个1000多人的社区,有70多人得了癌症,现已有46人去世。这个垃圾场对当地社区的严重污染,已被多家媒体所证实。

北京市计划在此再建一个垃圾焚烧电厂,遭到当地居民和许多环境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焚烧垃圾所产生的毒气二恶英,会严重威胁当地居民的安全。在世界环境日,这些居民聚集在国家环保总局门前,要求它不要批准这一项目。

这是一个令环保总局难堪的局面。在中国,环境问题的核心,不是哪个项目会不会产生污染,而是各种利益团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在垃圾焚烧电厂这一项目上也不例外,是否上这一项目,不是看谁更掌握科学,而是看谁更有力气。显然,在“力气”方面,环保总局乏善可陈,尤其当对手是强大的北京市时。北京市已经开了新闻发布会,决意上这个近10亿的大项目,而且,他们宣布说这个项目“毫无污染”。

当环保总局的官员们透过玻璃窗,看到那些愤怒的居民时,肯定很委屈,我似乎能听到他们的叹息声。居民们认为这个叫“环保总局”的部门,对有关“环保”的事情有决定权,事实上,他们错了。他们应该有决定权,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说了不算。关于环境的管理权,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城市污水由建设部管,海洋污染由海洋局管,农业污染由农业部管,能源由发改委管。一条河,水利部管水,环保总局管岸上,这边上不了岸,那边下不了水,就像一首歌,“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因此,环保总局局长潘岳说过:“大家都在抢权,但一出事儿就先找环保,谁叫你全称叫环境保护局的?国际和国内都统统认为你就是中国环境保护的唯一品牌,中国的环境保护出了事儿就是你负责。”

而且,环保总局更委屈的是,作为几乎手无寸铁的弱者,他们已为环境做了许多拼杀,并为此付出了牺牲,比如打击包括三峡总公司在内的30家大型企业,整顿全国违法石油化工企业,刮起一次次“环境风暴”,四面树敌。他们甚至已经超支了其能量,有些激烈的反对特殊利益集团的行为,甚至很难找到法律与职权依据,比如今年年初所实行的“区域限批”,对违反环境法规的四大电力集团和4个地区,不再审批新的工业建设项目。这是环保总局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措施,已将自己的力量用到极限,用潘岳的话来说,“环保总局再也没招儿了。”

但是,四处拼杀之后,人们承认环保总局“勇敢”,却也同时看到了它的虚弱。尽管“升格”的呼声很高,但它仍是一个“总局”,而不是国务院独立部委,难以参与政策制定,难以协调其他部委机构、调解环境纠纷,行政权力与能力不足。它想推行绿色GDP,把环境因素加入对官员的考核,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环境问题,但步履艰难。没人怕环保总局,潘岳自己也说:“如果我是别人,我也不怕。既不能直接叫停项目,罚款也不能超过20万元,不能撤官员的职,连自己的地方部门都管不了,怕它什么?”

在世界环境日,让环保总局难堪的,不仅仅是办公楼被围。在中国东南的厦门,市民们正反对一个投资108亿元的化工项目,这个有巨大风险的工厂,离一个有5000人的学校不到4公里,5公里半径范围内的人口超过10万。

今年3月,环保总局环评司司长祝兴祥会见了要求停止这一项目的当地代表,但表示无能为力,因为项目投产由地方政府主导,已经过国家发改委批准,国家环保总局在此案中爱莫能助。得不到政府帮助的数万居民,最终走上街头,反对工程。

同时,在中国东部经济最发达的长三江地区,最重要的淡水湖太湖发生严重蓝藻污染,150多万人饮用水发臭,无法饮用,造成恐慌。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严重的城市饮用水污染事件。

而最早举报太湖污染的农民吴立红,却被当地政府关押。两个月前,吴立红因涉嫌以环保名义敲诈企业钱财被宜兴警方控制,之前他曾致力环境污染举报十余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民间杰出环保人物”。2006年11月,吴立红接受《中国商报》专访时说,治污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某些官员充当污染企业保护伞”,吴立红直言,当地人大和政协里面,来自那些污染企业的老板占据了半数以上席位。

尽管力量弱小,环保总局仍在强自撑持。6月7日早上,潘岳通过环保总局网站向社会公布,建议北京市在进行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进一步论证之前,缓建该项目。同时环保总局将对厦门市全区域进行规划环评,希望厦门市政府能参考规划环评结论,对现有规划进行合理调整,尽可能改变化工区紧邻居民区的局面。

潘岳说:“环境问题决非一两个部门能够解决,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我们希望各级政府提供一个平台,让公众在重大环境事务上享有充分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

尽管都是“希望”、“建议”,但环保总局一如既往,在重大环境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但尽管表明了立场,他们仍只是“希望”与“建议”,没有决定权。若要这个勇气可嘉的小矮人扛起环境保护这座大山,只有在制度和法律上,给予它更大的力量。


刘鉴强,北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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