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ergence

文/黃香瑤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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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1992年從捷克共和國分離，一般認為捷克對於藝術文化的重視與成就遠超過斯洛伐克，然而，斯洛伐克電影儘管不見得在形式和內容捺下驚人的野心，卻素樸誠懇地展現了對世界潮流往向深邃的思考和期許，當歐洲其他國家電影大量書寫都市主義和新科技，斯洛伐克電影則經常是年輕藝術家嘗試用新的方式回頭看舊世界，滿溢對歷史和自然的緬懷。這次擔任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評審的杜桑哈那克（Dusan Hanak），是斯洛伐克最重要的電影工作者。

杜桑哈那克出生於1938年4月24日，曾經當過礦工，1965年後到布拉格電視與電影學校擔任老師。1964年有處女作為以戰前劇場界知名的楊‧維里赫（哈維爾曾在維里赫的劇場工作過）為對象的的短片《Six Questions for Jan Werich》。電影生涯主要從俄佔後開始，1969年第一部長片《322》得偷偷將拷貝運出國參展，一舉在德國曼海姆影展獲得最佳影片。杜桑哈那克電影被政府嚴密警察，認為過份負面呈現了國家的貧窮破敗，禁止映演，藏了十幾年直到共產政權解體才得以重見天日。1980年的《I Love, You Love》獲得1989年柏林影展金熊獎。而1972年的《舊世界群像》更是直到1989年才在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曝光，受到國際影壇矚目，認為必將在影史據佔席位。

1968年8月俄國入侵捷克，杜桑哈那克的妻子是挪威人，要離開並不難，但他選擇留下來。然而，在共產陰影下，杜桑哈那克的電影幾乎一完成就被禁，並動輒勒令停拍數月上年，如果要拍片就得依循政府設計好的框架，哈那克當然不願意。諷刺的是，2004年斯洛伐克前總統魯道夫舒思特公開表揚哈那克以電影為國家文化發展貢獻良多。

那些年裡，哈那克採集了許多社會邊緣人群的生活面貌，只有他們敢在鏡頭前說出真話，「只有在這樣的社會沿緣，我們才能找到真實、不作假的東西，才可能有真正豐富的內在生命。」哈那克說，但人們誠實感受和他們的貧窮則成為電影直接被禁的主因。

《快樂火車行》有哈那克一貫混類型紀錄片手法，包括舊蒸汽火車旅行的照片、表演、訪談、蝕刻、檔案照片，融混技巧洗鍊，22分鐘裡除了導演對火車流露無遺的情感、對逝去歲月的追念鄉愁，還有他一貫擅長對人的觀察，又是一闕對傳統價值的輓歌。這是非常關鍵的一部電影，從該片開啟了後來斯洛伐克電影工作者以紀錄片來捕捉「發生」。

在短片《印記人生》、《馬戲眾生像》、《美髮學徒大競技》和《鄉村牧師的彌撒》中，杜桑哈那克走上前，邀請觀眾起身，離開懶惰蹲踞地方：素人陶匠、上了年紀的馬戲團員或美髮學徒、鄉村教堂人們，如果你以前是這樣看著他們，那們現在請和他們一起從這邊看世界、過生活。而《西方佬面面觀》則從語言、姿態、互動間的微妙，幽默但尖銳地捕捉了許多組內與外相對或流動的微型政治。

《舊世界群像》瞄準鄉村老一世代的處在生存以及現實，鬆散著讓聲音素樸出列，卻有最緊緻的生命紋理。十段佶抗於政治迫害、貧病等掙扎，但即使窮蹇艱難，竟然還是能那麼強悍地堅持自己的價值、作為一個人的尊嚴、勇氣，甚至是精彩；這部電影當然留給歷史烙印，它洞察到了一段編年底總是被折疊覆過的廣袤。

杜桑哈那克電影中的人對自由與自我認同充滿自覺並勇於捍衛，人對環境處境的理解，維持和尊重個人的完整性，由自主與威權間的衝突塑出堅實厚度等，始終是哈那克電影關心的母題。哈那克對電影懷有嚴肅使命感，多次表示在他的年代電影是被放在文化來檢視，尤其是對找尋真相的執著、勇於挑戰權威意識型態，而非商業或娛樂行為，憂心後起的電影工作者不願意接續該厚重傳統。

杜桑哈那克曾說，最讓他感興趣的是介於紀錄片與劇情片的中間地帶，他無法信任其中沒有任何生命與真實鏈結上的劇本。杜桑哈那克把自己的電影看為，當生命經驗和內在活動構出一組關係，這一組關係的每次放進不同的脈絡去表達，則不管是全然虛構、寓言體例或間雜虛實，都是某種生命真實；他的電影旅程期許抵達的不是報導式的真實，而是眼睛閱讀的景象- -可是，什麼會影響到眼睛呢？哈那克最新一部電影《Paper Heads》講了一些，事情還沒結束：即使政治鬆綁，真相依然操縱在更大、並掩飾得更隱微的力量下，這趟旅程，仍是一場持續吃緊的戰役。